新冠疫情爆发后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一些名校生、留学生乃至工作多年的职场人,开始纷纷拥抱体制内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稳定的饭碗与可自由支配的业余时间,是比升职加薪更重要的期许。而由这些年轻人助推起来的“考公热”,也让公考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主笔|黄子懿

实习记者 | 詹冰倩

逆周期

与多数同龄人不同,26岁的青年王瑞虎过着一种独特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8点起床,步行去离家半小时路程的某培训机构上自习。这是一家全国知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分校,地处北京房山区良乡的闹市十字路口,拥有几间可容纳几十人的教室。教室闹中取静,平日用作面授上课培训。在2022年新冠疫情尚未平复之际,培训停掉了,教室就被用作了自习室。

公务员考试录取率极低,考生要进行长期准备,为了通过面试,几乎都要报培训班(图 | 视觉中国)

王瑞虎通常早上9点来此自习,中午12点吃饭,一小时后继续,直到晚上6点回家,到家后再学到24点左右。王瑞虎会在上午和下午的自习中,拿出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上定点开始的网课,学习申论和行测——他正在紧张地备考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笔试原定于3月26日举行,但因为疫情延后推迟,目前还不知道确切时间。

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备考压力,王瑞虎当前注重知识点的查漏补缺。“在家里自习会待不住,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就来这个自习室了。”王瑞虎对本刊说,今年是他第二次“考公”了。自习室里,很多都是跟王瑞虎一样的青年,他们通常二三十岁,有应届生,更多的则是有过工作经历的职场人士,不乏一些已成家立业、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年人。

王瑞虎只是众多想要回到体制内的年轻人中的一员。2020年以来,“考公热”持续升温。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共有212.3万人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远超去年同期,而此次国考共计招录3.12万人。以此计算,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创历史新高。

“从我们统计的宏观数据看,现在很多省份‘省考’的竞争程度,甚至比国考还要激烈。”考研教育联席总裁郑文照对本刊记者表示,从刚刚推迟的3月份各省联考来看,有些省份的竞争已超历史最高水平,比如河南的录取竞争比为75∶1,云南高达83.7∶1。“之前国考和省考平均下来可能差不多40∶1,现在已经接近50∶1了,这就是当下全国公考的宏观情况。”

《胜者即是正义》剧照

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更是远超人们的想象,其竞争比达到惊人的20813∶1,可谓“两万里挑一”。创下这个纪录的,是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从地图上看,邮政管理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噶尔县。噶尔县是西藏18个边境县之一,国境线之外即是克什米尔地区。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考虑到当地条件艰苦,所以在招考时“不限户籍、不限专业、不限基层工作年限”,“本以为没有人报名”。而就是这样零门槛的“三不限”政策,让距拉萨还有1500公里远、平均海拔在4500米的阿里地区,成了2022年的最火“公考地”。

为何“考公”会在近几年变得如此火爆?郑文照分析,这与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不确定性、国内外形势变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多重因素之下,社会大众开始重新认识到有一份稳定“编制”的价值。“‘考公’的大规律就是这样,经济社会发展越是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时候,‘考公’越会成为热点。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逆周期的现象。”

2013年8月15日,河南省驻马店市共有上千名应届大学生报名参加当年本省的公务员考试(图 | 视觉中国)

考研教育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知名的公考培训机构,他们最早是做图书出版的,后来将主营业务拓展至以职业教育为核心,涵盖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教师

等各类人才招录考试培训业务。郑文照说,考研教育成立以来的21年历程中,曾经历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考公热”,都与经济周期息息相关

第一波是在2004年前后,那时正值2003年“非典”疫情过去不久,社会掀起“考公”热潮,几乎同一时间,后来占据“考公”培训市场最多份额的考研教育与考研教育都进入了公务员培训领域,大获发展;第二波是在2009年后,当时正值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比2005年的报名人数25万人番了4倍,“那一年我们的面授培训业务增长400%多,从那之后,业务很快从几个省份布局到全国”;而第三波热潮,就是2020年前后到当下了。

“它会有一个规律性的波动在里面。”郑文照说,与热潮对应的则是2015年之后,“双创”与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加之国家部委的大部制改革限制了报考名额,让“考公”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相对低潮。多位考公培训业内人士记得,那几年媒体上最常见的报道是“公务员离职下海”等新闻。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16年8月份就曾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这些专业技术型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任职。

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新的周期来临,人们对“稳定”的认知和期许又变得重要起来。“考公热”镜子的另一面,是互联网大厂2022年来不时传来的裁员潮。在被裁员工的爆料中,离职员工的工牌堆满一大箱,半层楼的人都走光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将被裁员工称为“同学”,裁员信是“毕业须知”,他们在开头写道:“毕业快乐!恭喜您从××顺利毕业!感谢一路相伴!”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王瑞虎下决心参加公务员考试之前,曾在北京海淀的某互联网大厂工作,负责市场和销售,每晚加班到九十点是常态。他喜欢与人打交道,2018年毕业后进入当时如日中天的互联网行业,工作一两年后,很快遇到了瓶颈。

“互联网行业有一个弊端,就是你的升职或待遇提升是要靠不断地跳槽来换取的,基本上每两三年就有一次,因为合同一次基本只签三年,而整个过程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第一次遇到瓶颈后,王瑞虎选择了跳槽找工作,但那时踌躇满志的他最后苦等三四个月,才谋得一个新职位。“整个人焦虑得不行,最后找到的工作还不是自己喜欢的。”这让王瑞虎意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一年多后,他再次在工作中遇到瓶颈,又感到了那种压力。

“如果你想往上走,那你就相当于处在一个无限轮回的竞争环境中,处于一种永远‘卷’的状态。”这一次,王瑞虎觉得累了。2020年疫情暴发后,他开始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

应届生转向

考研教育首席研究员刘有珍2010年前后入行,近年来一直研究“考公”的宏观形势。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如果计算省考和国考的总报考人数,其实近些年来一直比较稳定,每年招录总数在15万人左右,而报名考生则在650万上下波动,录取比例稳定在40∶1至50∶1的区间内。“从公务员公开进行招录考试以来,它就一直是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考试。”刘有珍说,“但为什么这两年的考试会吸引这么大的舆论关注?主要还是很多应届毕业生,甚至是名校生、留学生也开始加入到其中了。”

从考研统计的数据来看,无论国考还是省考,近年来公务员招录向应届生倾斜的特征都比较明显。国考招录计划中,仅面向应届生招录的比例由2019年的42%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67%左右。“这是过去多年以来都没有的。从这儿可以看出,公务员招考政策开始鼓励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岗位干一番事业。”郑文照说,正常比例应该是应届与非应届都在50%上下,波动不超过5%,任何一方都很少会调到60%。但在去年南方某省的事业单位招考中,应届生招录的比例甚至高达80%。国考中针对应届生的范围也是全面放宽择业期内三年的应届生(2020年、2021年、2022年)都可以考,这意味着,如果加上不限制身份的岗位,应届生在今年的国考中可报考99%的岗位。

应届大学生在招聘会上求职。2022年高校毕业人数将迎来1076万的高峰,就业压力巨大

郑文照等业内人士分析,这与新冠疫情之下国家稳就业的政策息息相关。受疫情影响,毕业生的求职之路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国家要通过公务员招考的倾斜,向大众释放决心和信号。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一举创下两个历史之最:毕业生人数最多,毕业生人数增量最大。

作为高校扩招的直接结果,应届生毕业人数在过去十年来一直保持增长,从2010年的631万增至如今的1076万,但新冠疫情、经济增长放缓等不利因素,则加大了规模不断增长的应届生的就业压力。一个主要表现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应届生选择延迟就业的人越来越多。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457万人,比去年增加80万,同比增长21.22%,创历史新高。考研分数线也水涨船高,400分以上的考生比比皆是,比如江西财经大学的国际商务专业,2022年就有70多人初试成绩在400分以上。“这种‘慢就业’在高校越来越多了,让很多负责就业的老师头疼。”一名高校辅导员指出。

另一大表现是,作为应届生中的佼佼者,名校的高才生、留学生们开始纷纷挺进体制内。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体制对于名校生、留学生等群体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包括过去被视为不具备竞争力的乡镇公务员、街道办人员等基层岗位。2020年8月,一则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的招聘录用公告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其街道办招录的8名工作人员,清一色全是清华北大的硕士毕业,而引发诸如“人才浪费”“大材小用”的大讨论。

据清华大学发布的《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人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近七成清华毕业生进了体制内——这一总体比例与2016年前持平,但相较于2016年,毕业生选择国企的比例降低了11.8个百分点,去党政机关的比例由2016年的10.1%增至2021年的15.8%,去事业单位的比例则从25.2%增至30.3%。“在一些‘985’学校,去党政机关做公务员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18%。”郑文照说。

急剧变化的时代下,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慢就业”或延迟就业

刘有珍对此体会很深。他每年会去各地区、各高校做一些重点讲座,普及当年的招考形势等。2011年,刘有珍去清华大学做讲座。那一年,清华校园里的6000多名应届生,来听讲座的只有70?80人,到2020年之后,人数已经上升到数百人。去年底,刘有珍还在北京考研做了一场2022年国考公告解读,到场的总共100多位学生中,有20多个有留学经历。这些都让他这个“80后”很吃惊。

刘有珍200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年毕业时周围同学选择去做公务员的很少。“甚至最早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还有一个公务员招录考试”,那时候毕业后去外企,是让同学们心生羡慕的工作。后来当第一批“90后”走向职场时,以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民企发展迅速,他们用高薪,让自己一度成了大学生们最爱的雇主;时间走到2022年,“考公”则成了大家的一个优质选择

“今年的毕业生已经是1999年左右生人了。跟我们‘80后’相比,他们可能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优渥的环境中,对物质的渴求可能不会那么强烈。”刘有珍说,这些年轻人在考虑工作时,物质奖励与薪水不会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有些是追求平淡与稳定,有些是真的想去基层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放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把自己的青春赌上5年、10年到基层去,还是比较少见的”。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25岁的刘晓或许算是其中一员。她是来自北京某顶尖高校的法学院应届生,报名参加了今年的国考。刘晓来自山东,父母都是公务员。她拥抱体制的热情起源于大一暑假,她去西部某贫困县支教了两个月,受到触动。“我印象深刻的是,进出村庄只有一座木板桥,摩托车过都要人下来再推过去,因为那个木板根本承受不了摩托车骑过去的重量。”后来,她也去律所、银行工作实习过,“的确可以锻炼我的专业能力,但我觉得很枯燥,幸福感很低”

在这个全国知名的法学院,刘晓观察到,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明显分成两拨,一拨人去了市场化机构,一拨人去了公共服务部门。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对于自己的定位都很明确。“我觉得当公务员跟老百姓打交道,它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刘晓说。据她了解,同校有一个学经管的同学,甚至放弃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机会,选择报考了公务员。

而在一些地区,这种变化来得更早。刘有珍至今记得2016年他在辽宁做考研分校校长时遇到的一位女生,她来自铁岭下辖的一个县,在东北大学就读。那一年国考,女生考了140多分。刘有珍看到分数,又看到女生报考的是一个铁岭下辖县的国税岗位,就问她:“你分数好高,又是‘985’大学的,怎么没想到去北上广深看看机会?”女生说,父母希望她回去,她上大学时爸妈也说,“别考太远,沈阳就行”。

后来有一次,刘有珍去铁岭出差,在火车站碰到了女生和她母亲。当时女生已被国税部门录取,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她妈妈就带她去沈阳买新衣服。刘有珍问她母亲:“孩子这么优秀,你们对她的规划是什么,就没想过让她去大城市锻炼一下?”母亲的回答十分理性,让刘有珍印象深刻:“人在哪个地方生活都能获得幸福,不一定非得去大城市,而且我们家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县城,孩子在县城就挺好的。”

《垫底辣妹》剧照

考试的变化

“准备好了就开始吧!”刘晓对男友说,“你记住每个题型都要覆盖到,因为考官考的时候也不一定按顺序来,上次你就一个题型问了好多遍。”

“好,考生请听题。”男友开始了提问。

每晚8点,刘晓和男朋友都会像这样,准时打开电脑视频,进行模拟面试。男友发问,刘晓简单地在纸上做笔记后开始回答。有关考试、面试的信息交流已经融入了两人的日常对话,像她书桌上摞起来的《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一样,都再自然不过。对于这些对话以及笔尖在草稿纸上的轻微摩擦声,宿舍室友已习以为常。

刘晓正在紧张地准备报考岗位的面试。她此前已参加过一次北京市公务员的考试,笔试顺利通过。面试那天,刘晓抽到了1号——一个从小到大不管是比赛还是表演节目她都没有抽过的顺序。面对5∶1甚至8∶1的面试淘汰率,她尽力保持镇定,最后依然没有通过。

“第一次公务员考试的失败,让我体会到这件事的难度比我预想的要高。”刘晓说。她是本科时的优秀毕业生、学院常年的学生干部,但这些标签都没有让刘晓在公务员选拔中感到更从容,因为竞争者们也同样优秀。整理好心情后,她投身于下一个中央部委公务员的备考。这一次,她又成功通过了笔试,但她很清楚,自己不能松懈,还得加倍努力。

2020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央事业单位招聘考场上考生在认真答卷(图 | 人民视觉)

随着报考人数逐年增多,公务员考试的难度与竞争比居高不下,远超其他考试。以考研为例,据教育部数据,2020?2021年,考研录取率都在29%以上,即使2022年报考人数大涨,录取率也有24.22%。相比之下,国考近年来动辄2%上下的录取率,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种情况下,考试的形式、难度本身也在变化。公务员考试主要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是第一阶段,主考行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写作能力测评),笔试过线后即可参加面试,最后的选拔会看笔试与面试相加的综合得分。“公务员考试可能是国内难度最大的考试之一,第一是因为录取率低,第二是因为考验周期很长,笔试加面试得好几个月。”刘有珍说,行测和申论全国的平均分都在50分上下,但过线的话至少要120?130分。

“考公热”之下,考试变化的一大方向是愈发精细化与专业化。比如面试中,“近些年考题特点会更加偏向政府实务,越来越垂直化,会给你出一些用人单位的情景题,即使你还没有进入用人单位,但你需要具备的是和用人单位一样的思考方向和专业素养,他们不希望招进来的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刘有珍说,意识形态也是考察的重中之重

“笔试上,我们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分类越来越精细。”郑文照说,目前在上海、浙江等发达省市,已经出现了专业化的招录考试,一考就是好几门,“比如你要考管理学方面的岗位,可能就要考公共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一类考试发源于上海,前两年开始扩至浙江,目前还没有其他地区效仿,但郑文照觉得,该模式的铺开推广是迟早的事。当前在一些国考和省考中,已经出现了申论的分级命题,会分为省市卷、乡镇卷等,同时行政执法岗位的申论也有了单独命题。

《未生》剧照

选材不仅越来越专业化,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几年,我们观察到,岗位偏向招硕士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如果不久后某一天出现了这个岗位要求博士的情况,那么我也不会感到惊讶。”郑文照说,公务员考试的大势将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刘有珍甚至在这两年上课时遇到过一个北师大博士,跟他吐槽说自己当年硕士毕业时考上了北京市发改委的岗位没有去,现在博士快毕业了想再考,发现考取难度比当年大多了。

这种情况下,高校已做出了应对。考研教育近年来经常跟各大高校合作,给他们做相关的“定制班”,即针对该校有志于“考公”、选调学生的专业培训班,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们接触了很多‘985’‘211’高校就业中心的老师,他们以前未必会把学生‘考公’当作年度就业的重要工作来抓,但现在公务员考试、中央选调生考试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KPI了,甚至各学校之间的竞争指标。”郑文照说,不久前,当他们开启和北京某知名高校的合作后,另一家其他地区的知名院校老师径直找来,说:“我们就要他们那个方案。”

而在一些非知名院校,对“考公”的热情来得更早。为了保障对高校的服务,考研从去年开始在高校建立线下体验店,目前已有100多家。在选择入驻的高校时,他们曾调研过哪些高校师生对“考公”的热情最高,统计了报考和录取人数等数据,结果出乎意料——某些独立民办本科院校学生的“考公”热情与实力,跻身于最高那一批。

“‘985’‘211’的学生有天然的先发优势,其实不愁出路。相比之下,独立民办本科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不太好。但是他们又有本科文凭,具备了公务员的报考条件,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性价比的工作。”郑文照说,很多独立民办本科院校对学生“考公”非常重视,会邀请考研等机构给在校学生做培训,学生从大二、大三就开始准备“考公”,课程计入学分,最后在考场上展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郑文照说。

“上岸”之后

2022年被推迟的这场考试,是王瑞虎第二次参考了。去年,他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笔试120多分过线,但在面试中表现不佳,最后被刷了下来。王瑞虎总结败因,觉得除了第一次面试没有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笔试得分也没有优势。

于是,他下决心辞掉互联网行业的工作,专心备考。王瑞虎大学学习管理专业,所报考的岗位也与管理相关。他说,自己之所以下决心辞职报考,也是考虑到竞争激烈。“我毕业好多年了,不是应届生了。招考公告一下来,我选来选去就只有那么几个岗位可供我选。”

“现在这样的全职备考、多次报考的考生越来越多。”郑文照说,他们发现当前的“考公”已经存在一种“滚雪球”效应:一是因考试的高竞争性,之前考试中没考上的人,次年会继续参考,直到考上为止;二是很多考研没有考上的应届生,会把全职“考公”当作考研失利后的一条退路,进而报考。这些都加剧了“考公”的竞争性,考生们相互竞争也相互取暖,希望早日“上岸”。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这些年国考、省考的录取分数并没有太多变化,大概在125?135分,但国家可通过把控申论的阅卷尺度来调控分数。”在郑文照的记忆中,2021年夏天四川下半年省考过线分数尤其高,一下子猛增到140分以上。他解释,这是由于四川是去年下半年为数不多的举办了省考的省份,导致全国各地很多人去报考,其中不乏练手者——在过去,各省省考时间由各自拟定,有不少“考霸”流窜各地参加考试,最后择优选择录取单位,造成岗位空缺和资源浪费。从2009年起,各省开始进行“联考”,统一考试时间,四处游走的“考霸”不再有了。很多人会换一种方式“练手”,这就助推了去年四川收分大涨。

(图 | 视觉中国)

以西藏阿里地区竞争比20813∶1的邮政岗位为例,一位接近西藏招考系统的相关负责人说,该岗位无限制的报考门槛,让很多人都想借此来练手,累积正式的考试经验,以便为后来的考试做准备,即所谓“国考陪考,省考上岸,不事业单位再战”。该负责人还透露,事实上,这个岗位在此前多年都有招考,因为条件艰苦、待遇微薄等原因,很多人即使考上了,也待不长久,所以经常空出编制名额。

西藏阿里岗位的戏剧性背后,也折射出当前公务员岗位一种普遍的局限:与大城市体制外的工作相比,公务员固有其稳定性,但也面临着待遇不高、或“安逸”或“艰苦”等因素。那些蜂拥而来的考生,该如何应对这种落差?

王瑞虎说,他仔细权衡过这个问题。“肯定会有落差,主要是待遇上的。但如果你仔细想,考公务员其实是一个长期受益的事,不会像在互联网企业,每过几年就要反复经历一些坎儿。虽然挣得不多,但我可能会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思考我到底想做什么、未来想往哪里走。当我在企业工作,我甚至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这些问题,每天都是加班和竞争。”

一些“上岸”者,的确能感受到公务员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和思考。27岁的王晴毕业于武汉某高校英语专业,在家乡做乡镇公务员已有两年。谈起这个选择,她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没想到”,“我的性格还是比较爱自由的”。

2018年,王晴念大三,原本打算考研,但临近毕业时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感,再加上感情和家庭变故,她身心状态极差,患上了抑郁症。原定考研的计划难以继续,她在状态稍好之后去某教育机构找了一份英语老师的实习,却因企业中的业绩压力更加崩溃。“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可能我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吧。”最后在家人的建议下,她选择报考公务员,经历了笔试和某机构七天七夜封闭式面试班的历练。王晴报考的乡镇基层岗位当时计划录取4人,她综合排名4.5位,没有入围,但因第四名体检没过,她递补获得了这份工作。

走上公务员岗位后,王晴和备受抑郁症折磨的自己逐渐和解。大学时,她跟同学每天聊的是音乐和电影,憧憬大城市的生活,“非常理想化”,但等到真正走上基层岗位,她说自己才真正了解到他人的生活。“我做农业统计的时候,对好几亩菜地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当我上街买菜、知道菜价那么便宜之后,我才意识到大家真的很辛苦,我才知道我以前一直是在享受,真正劳动的人我都没看到,现在我感觉和脚下这片土地联系更深,不再是活在以前的理想泡沫里了。

插图| Jessie Lin

这份工作没有巨大的考核压力,在家乡工作也没有经济负担,而诸如给农民落实政府补贴、推进“厕所革命”等任务,则能让她获得具体的意义和价值感,王晴感觉自己在逐步好转。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受困于工作中的按部就班和空虚苦恼,尝试过和同样做公务员的父亲沟通,“其实他不太能理解我,他在他的世界里不会思考这么多意义,这是他养家糊口、按部就班做了几十年的工作”。

经过两年锻炼后,王晴说,自己对未来想得更清楚了,她并没有打算一直干公务员,但这份工作让她明确自己不会选择大城市。她未来依然想考研深造,之后再去当一名英语老师,她希望享受教书育人的成就感。“当老师你是真的可以发挥影响力,我从小到大也受到了很多好老师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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